正念冥想与量刑态度：理解静观实践与创伤在刑事量刑中作用的理论框架

法官在心理条件下作出量刑，而法律对这些心理条件几乎没有明确规定。其中两种条件涉及创伤：被告的创伤史，可能作为减轻情节的证据提出；以及量刑法官自身长期接触暴力和伤害叙述的累积暴露。本文追问，持续性的沉思实践——即长期进行的冥想与正念训练——是否会调节这两种影响塑造量刑态度的方式，并提出一个理论框架说明其可能如何调节。基于双过程理论和情感即信息理论，我们认为相关效应并非沉思实践使决策者平静或调动更多审慎思考，而是实践改变了一种在量刑时涌现的感受是被当作关于被告的证据，还是被识别为与案件无关的短暂心理状态。我们明确了这可能运作的三条路径：情感调节与威胁衰减、偏见反应的自动化程度降低，以及对减轻情节的接受度提高。我们将该模型置于治疗法理学、恢复性司法和古典印度法理学的语境中，将其作为背景而非证据。我们提出四项可证伪的预测，指出该框架会失败的条件，并制定以评估为先的研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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