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陪审团决策中对算法建议的易感性:警告AI可能出错可减少其影响
两项模拟陪审团实验发现,被试的判断会随算法建议的方向偏移,即使该建议与已呈现的证据相冲突。Experiment 2 重复了这一结果,并显示提前警告参与者AI可能出错和存在偏见可降低算法影响,尤其在算法建议有罪而证词显示无罪时。研究提示需关注算法建议对法律决策的影响,以及如何减少对AI建议的过度信任。
两项模拟陪审团实验发现,被试的判断会随算法建议的方向偏移,即使该建议与已呈现的证据相冲突。Experiment 2 重复了这一结果,并显示提前警告参与者AI可能出错和存在偏见可降低算法影响,尤其在算法建议有罪而证词显示无罪时。研究提示需关注算法建议对法律决策的影响,以及如何减少对AI建议的过度信任。
3项研究对比服刑人员与普通人群的决策心理特征,发现服刑人员即时奖励偏好更强,在安全、合作竞争与道德领域风险倾向更高,死亡思考和主观寿命预期均低于普通人群。研究还概念化并量化了“零结果敏感度”,发现死亡思考与主观寿命预期呈受风险倾向调节的非线性关系,该模式在服刑人员样本中更显著。
一项元分析汇总1975至2025年间采用三阶段错误信息范式的实验研究,纳入480项研究、1,998个效应量(N = 59,079),发现错误信息效应平均为 g = 0.694,95% CI [0.259, 1.128],异质性很高(σ2 = 0.697,I2 = 92.21%)。
一篇预印本综述反思了 Kathryn Paige Harden 的《原罪》,围绕行为遗传学、责任、惩罚、宗教与养育展开讨论。文章肯定 Harden 个人视角的力量,同时指出其强烈的美国福音派框架存在局限,并追问科学在解释个体为何行为不良上能与不能回答什么。
一项发表于 Law and Human Behavior 的研究对比了349名精神科患者,发现因精神失常被判无罪者的犯罪风险特征介于普通犯罪患者与无犯罪史患者之间。他们的一般犯罪倾向高于无犯罪史患者,但反社会态度低于有犯罪史患者,且感知社会支持与无犯罪史患者相当。该组报告的精神症状严重程度在三组中最低。
一项基于荷兰 Prison Project 首轮数据、涵盖 1514 名 18–65 岁本土出生男性在押人员的研究发现,当在押人员感知到监狱工作人员的程序公正时,有既往受害经历者实施狱内违规行为的风险显著降低。该研究通过回归分析检验了程序公正感知与既往受害经历的交互作用,提示在惩教环境中推行程序公正实践对受害史人群尤为重要。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刊发书评,评介《被囚禁的心灵:迷失的男孩、被困的男人,以及来自监狱内部的解决方案》一书。该书聚焦男性囚犯群体,探讨其从男孩到成年男性在监禁中的心理困境,并提出源自监狱内部的应对方案。
《Psychiatric News》第61卷第10期(2026年10月1日至31日)刊文讨论司法精神病院住院患者之间的婚姻问题。
一项基于登记数据的队列研究考察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与犯罪定罪在家族内的共聚情况,作者包括 Sofi Oskarsson、Ralf Kuja-Halkola、Henrik Larsson 等,研究发表于 Biological Psychiatry 第 100 卷第 7 期。目前仅有摘要信息,具体样本量、效应量与结论强度尚不明确。
推荐理由:基于全国登记队列,用家族共聚分析区分ADHD与犯罪定罪之间是共病关联还是家族共同风险。
一项发表于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的研究探讨了行为合法性如何塑造道德评价。作者 Mane Kara-Yakoubian、Jonathan A. Fugelsang 与 Alexander C. Walker 在“法律与良知之间”框架下考察了合法与非法行为在道德判断中的差异。
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将180名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陪审员资格成年人随机分配到3D打印模型、3D电脑模型或尸检照片三种骨骼证据条件,审阅一桩虚构谋杀案。3D打印模型和尸检照片引发的情绪困扰显著高于3D电脑模型,视觉证据比书面摘要引发更强情绪反应;证据形式未显著影响裁决或裁决信心,但压力和既往心理健康史影响决策。
两项在线研究(N = 281;N = 13,690)发现,受过法律训练者(含法律从业者和法学生)在法律判断中更倾向应用基于规则的法律思维(RLT),且在责任认定与赔偿金额上判断更宽松。正式与非正式法律训练均与更高的RLT水平显著相关,这一关联主要由应用法律知识差异解释,其次经由应用法律知识与《道德基础问卷》中关怀、公平维度认同的链式中介路径。
一项针对佛罗里达州某县毒品法庭结业者的研究追踪了其结业3年后的再犯结果,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样本出现再犯。该研究发表于《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考察的是毒品法庭在较长期限内减少司法卷入的效果。
一项发表于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的研究考察了道德推脱在大麻正常化与法律及警察态度之间的作用。研究关注的是:一种被官方禁止却被广泛容忍的行为,是否仍与人们对法律和警察的态度相关。
KFF Health News 资深记者 Aneri Pattani 在 9 月 1 日和 8 月 31 日的两档节目中,分别讨论路易斯安那州警长如何使用阿片类药物和解金,以及将孤独与隔离纳入自杀预防。资深记者 Renuka Rayasam 于 8 月 28 日讨论基层医疗短缺,佛州记者 Daniel Chang 于 8 月 26 日讨论枪支暴力对佛罗里达州儿童的影响。
一项混合实验设计研究将135名被试随机分配到亲社会或反社会条件,并阅读职场、体育和大学三种权力不对等互动情境。结果显示,亲社会施害者被认为更可信、更可能诱使对方披露个人信息;职场施害者则被视为最不可信、最不可能获取信息。该研究为理解早期成年诱骗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初步依据。
一项发表于 JAMA Network Open 的研究发现,加州里士满市邻里安全办公室(ONS)的 Peacemaker Fellowship 项目与当地枪支凶杀和枪击伤害在14年间减少61%有关。
这篇综述综合系统综述、元分析和方法学严谨的原始研究,梳理男性对女性实施亲密伴侣暴力(IPV)的心理驱动因素,并侧重来自已知男性施暴者样本的结果。作者指出,针对女性的亲密伴侣暴力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综述发表于 Nature Reviews Psychology,doi:10.1038/s44159-026-00616-4。
推荐理由:综述聚焦男性施暴者样本,梳理亲密伴侣暴力的心理驱动因素,可为干预与风险评估提供证据线索。
一项针对加拿大安大略省340名囚犯的研究用巧合分析(CNA)识别与释放准备度低或高相关的最小充分或必要条件。低准备度存在两条等效路径,均需暴力犯罪史,并分别合并终身精神科住院史或当前监所行为问题;高准备度则与无暴力犯罪史、报告家庭功能失调等相关。研究提示暴力史可能是结构化囚犯释放准备度感知的门槛因素,但低准备度模型拟合度有限,需谨慎解读。
一项系统综述检索PsycINFO、Web of Science、Scopus和Social Science Premium数据库,从322项研究中纳入18项,考察监狱内受害经历对出狱后结果的影响。多数定量研究报告监狱内受害与复发或其他出狱后结果存在显著关联,其中复发、物质使用和心理健康结果的证据较强,人际关系和就业结果的证据较弱。作者指出,纳入研究主要来自美国、以成年男性被试为主,结论外推需谨慎。
一项研究对西班牙版BPAQ-SF在西班牙男女在押人员中的心理测量学特性进行了评估。BPAQ-SF是广泛使用的攻击性自评工具,但其在西班牙语在押人群中的心理测量学证据仍然有限。
一项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研究访谈了20名参与者(10名性贩运幸存者、10名心理咨询师),探讨健康社会决定因素(SDOH)如何影响美国性贩运幸存者的生活经历。研究识别出财务失能与康复、教育、创伤知情医疗、环境脆弱性、灵性伤害与疗愈、关系创伤与重建六个相互关联的领域,扩展了传统SDOH框架。幸存者强调需要整体、创伤知情且文化敏感的照护系统,以促进安全、自主与稳定的社区支持。
随着美国在与伊朗的新冲突中审视军人及退伍军人的自杀风险,政策制定者与临床医生应避免对战争、战斗暴露与自杀之间关系作过度简化的假设。该观点文章主张,应借鉴既往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与新的研究,采取更细致的分析视角。
KFF Health News 与三家路易斯安那州媒体用五个月联系全州64名警长,梳理阿片类药物和解金去向。38名警长报告共支出超过810万美元,其中约66%(540万美元)被三人评审小组认定为不当支出,近60%(470万美元)属于其他六个州列为不可支出的项目,如监控摄像头和车辆。
一项发表于《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的研究比较了监狱人际伤害中在押人员事件与工作人员相关事件里的被害者—施害者重叠现象。尽管监狱内被害现象普遍、个体可能同时成为暴力被害者与施害者,但此前少有研究在监狱环境中实证检验这种重叠。
研究将警察赋权重新概念化为一种分级判断,而非单一态度或对单一权力对象的支持,以考察公众支持如何随警察权力扩大而变化。该研究发表于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采用分级判断的测量思路,弥补了以往将警察赋权视为单一态度、无法反映支持随权力扩张而变化的不足。
一项研究对美国社区监管中警官与受监管者的自然互动进行了迄今最大规模的客观行为编码。美国社区监管覆盖约370万成年人,但其核心的警官—受监管者互动此前基本未被测量。
一项发表于《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的研究探索了黑人假释人员使用网约车服务及其他交通技术的体验。交通不安全感是假释人员重返社会的核心问题,影响其满足监管要求和个人需求的能力;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假释人员面临数字不平等。
一项基于密苏里州和田纳西州134份质性访谈的研究,考察了COVID-19疫情期间社区监管(缓刑与假释)的调整如何影响当事人和工作人员的体验。研究揭示,这些疫情推动的调整既体现出韧性,也暴露出脆弱性。
一项研究考察了加拿大青少年司法系统涉入男孩的治疗动机、服务参与与再犯之间的关系。该研究聚焦于这一在既往研究中被忽视的群体,探讨治疗动机与服务参与如何影响其从康复服务中获益及再犯情况。
一项针对法国2001至2018年间1349起已破获的男性陌生人插入式性侵案的研究,通过潜在类别分析识别出五类犯罪者,从极少使用规避策略的“新手”到综合运用多种法医与侦查意识策略的“专家”,构成犯罪专业性的连续谱。类别归属与作案手法复杂度和犯罪者特征显著相关,规避侦查策略本身可作为性犯罪者专业性的有效指标。
一项研究将有过性侵经历的学生随机分入诚实报告组(n = 39)或虚假否认组(n = 48),无此经历者分入虚假指控组(n = 95),比较 CBCA 与 VA 能否区分三类陈述。CBCA 仅在逻辑一致性标准上发现组间差异,虚假指控的连贯性显著高于虚假否认与诚实报告;VA 在各叙事特征上均无显著差异。研究认为两种方法均未能有效区分三类性侵陈述。
一项针对中国某沿海省份485名法官和258名法官助理的调查显示,女性司法人员报告的庭审不公程度低于男性,法官低于法官助理。上级公正感与感知到的庭审不公呈负相关,而来自诉讼当事人的压力则与更高的庭审不公感知相关。
一项跨文化理论整合提出法律社会化三维模型,包含法律认知、法律情感与法律动机。模型指出,法律认知是内化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由程序公平与人际关系塑造的积极法律情感,将认知认同转化为内在法律动机;当制度实践与社会环境持续支撑该动机时,稳定的法律社会化才会形成。该框架还识别出关系性体验是重要的情境调节因素。
两项研究比较了儿童和成人对以“Can you”开头的开放式提问与直接措辞提问的回应。研究1访谈了39名6–12岁儿童,研究2访谈了54名成人,两组对间接与直接提问的回应模式相似,大多能提供详细叙述,每个年龄组仅出现1例简单是/否回答。研究者仍建议访谈者尽量减少在开放式提问中使用“Can you”开头,但指出6岁以上儿童和成人大多能识别其中的隐含请求。
一项研究基于美国国家平反登记处(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记录的虚假供述案件,查阅原始卷宗后确认56起审讯中使用过测谎。
推荐理由:基于56起已平反冤案的档案分析,呈现测谎在审讯中如何被用来让无辜者相信自己已被定罪。
一项针对以色列17名成年被监禁女性的半结构化访谈定性研究,用主题分析识别出参与修复性正义的四大促进因素:渴望被宽恕、重建家庭关系的希望、互惠性(矫正对象同时也是受害者)以及被倾听和认可的需要。三大障碍为深度羞耻感、害怕进一步被媒体曝光,以及不相信受害者愿意宽恕。研究强调修复性正义理论与实践需纳入性别敏感考量。
研究用243篇真实和262篇编造的自传体故事测试语言测谎,让大语言模型把欺骗性陈述改写得更像真话。当改写与评判目标对齐时,人类判断(d = −0.07 和 d = −0.04)和机器学习判断(51% 准确率)都降到随机水平;未对齐时,人类的细节性启发式判断(d = 0.30 和 d = 0.36)与机器学习预测(63%–78%)仍显著高于随机。
推荐理由:研究用大语言模型改写谎言文本,显示人机测谎在攻击与目标对齐时都会降到随机水平,为语言测谎的可靠性提供了对抗性检验视角。
一项被试间设计研究让200名参与者听三段模拟警方访谈录音之一,发现嫌疑人话多(高冗长)与话少(低冗长)条件下,观察者对嫌疑人与访谈者之间融洽关系的评分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参与者还认为说话更多的嫌疑人更不可能有罪,即便这些话未提供与调查相关的信息。
一项针对中国某矫正机构475名男性未成年犯的研究发现,童年创伤与恶意创造力之间存在抑制效应:直接路径为负(β = −0.319,p = .016),但经冲动性(β = 0.358,p = .003)和冷酷无情特质(β = 0.285,p = .023)的间接路径均为正向,模型共解释恶意创造力10.7%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