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CH:用机器学习为来访者匹配治疗师
研究提出 MATCH 框架,结合档案数据与计算机算法,把来访者匹配给治疗师,使平均疗效优于分配给下一位可预约的治疗师,同时兼顾治疗师的可用性。研究使用某大型私立大学咨询中心 2014 至 2019 年的 CCAPS-62 与 OQ-45 数据,共 10,100 个治疗疗程,并通过模拟和统计检验评估该方法。
推荐理由:用真实咨询数据演示机器学习匹配来访者与治疗师,并说明在治疗师排班受限时仍可能改善疗效。
研究提出 MATCH 框架,结合档案数据与计算机算法,把来访者匹配给治疗师,使平均疗效优于分配给下一位可预约的治疗师,同时兼顾治疗师的可用性。研究使用某大型私立大学咨询中心 2014 至 2019 年的 CCAPS-62 与 OQ-45 数据,共 10,100 个治疗疗程,并通过模拟和统计检验评估该方法。
推荐理由:用真实咨询数据演示机器学习匹配来访者与治疗师,并说明在治疗师排班受限时仍可能改善疗效。
一项多研究多方法设计(视频情境实验与实地研究)发现,当领导者-成员交换(LMX)差异化与员工人口学特征关联较弱时,多元气候更积极。多元气候的协同视角与单元想法生成正相关,而公平与歧视视角则未获支持。
一项针对870名美国大学生、追踪其1996个个人目标两年四个时间点的纵向研究发现,欢迎式担责、耐心与勇气三种美德在样本层面均无统一变化趋势。在个体间层面,欢迎式担责的增长斜率与耐心、勇气高度相关,可合并为单一斜率参数,表明美德整体协同发展;但在个体内目标层面,三者斜率并不相关,说明追求具体目标时各美德独立发展。
一项针对870名美国大学生、追踪其1996个个人目标两年四个时间点的纵向研究发现,欢迎式担责、耐心与勇气三种美德在样本层面均无统一变化趋势。在个体间层面,欢迎式担责的增长斜率与耐心、勇气高度相关,可合并为单一斜率参数,表明美德整体协同发展;但在个体内目标层面,三者斜率并不相关,说明追求具体目标时各美德独立发展。
一项访谈研究以 22 名有 AI 训练经验的竞技电竞选手为对象,用认知网络分析(ENA)考察人机团队(HATs)的培训需求如何随任务专长而异。当前培训多聚焦用 AI 做任务训练,不同专长者对其看法分歧,并在适应性与可预测性、与 AI 共同训练的态度上存在张力。研究提出未来培训应深化人与 AI 的理解与信任,关注社会情感联结和角色意识。
研究将破裂修复评定量表(3RS)与工作同盟观察者简表(WAI-O-S)翻译为意大利版,4 名受训评分者对 20 名患者的 47 次心理治疗会谈独立评分。两工具评分者间信度可接受,但 3RS 的“治疗师退缩”与“修复”维度存在波动;3RS“共同合作”得分与 WAI-O-S 总分呈强相关,初步支持聚合效度。
一项针对五国4,830名成年人的研究,用机器学习和多元回归检验了性格优势对12项健康指标的预测效度,预测力从身体健康R² = .02到心理健康R² = .28不等。性格优势条目很少比其所属量表预测得更好,正则化提升了预测表现,但未发现明显的非线性或交互效应。文化背景是性格优势与健康指标关联的重要调节因素。
一项针对五国4,830名成年人的研究,用机器学习和多元回归检验了性格优势对12项健康指标的预测效度,预测力从身体健康R² = .02到心理健康R² = .28不等。性格优势条目很少比其所属量表预测得更好,正则化提升了预测表现,但未发现明显的非线性或交互效应。文化背景是性格优势与健康指标关联的重要调节因素。
一项实验通过两次访谈比较了真实经历体检者与虚构体检者的陈述,发现基于经历的陈述中核心活动比边缘活动在访谈间报告得更一致,而虚构陈述缺乏这种差异。以重复一致性(第二次访谈内容重复第一次)作为指标时,区分真实与虚构陈述的效果优于保持一致性(第一次报告的元素在第二次被再次报告)。差异记忆一致性或可成为可信度评估的有前景标准。
一项发表于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的研究采用改编的信念更新范式,考察抑郁症状与个体内信念更新轨迹的关系。结果显示,抑郁症状与积极表现反馈的整合减少有关,即患者更难依据正面表现反馈修正既有负面预期。
一项研究用机器学习检验职场性格优势与 PERMA+4 幸福感的关系,线性回归与决策树模型经交叉嵌套验证预测表现相近,提示二者关系可能不涉及复杂交互。回归系数补充分析显示,PERMA+4 各成分与性格优势存在正向和负向关系。性格优势是职场幸福感的稳健预测因子。
一项研究用机器学习检验职场性格优势与 PERMA+4 幸福感的关系,线性回归与决策树模型经交叉嵌套验证预测表现相近,提示二者关系可能不涉及复杂交互。回归系数补充分析显示,PERMA+4 各成分与性格优势存在正向和负向关系。性格优势是职场幸福感的稳健预测因子。
一项范围综述分析了56个项目,发现青少年多成分积极心理学干预(MPPIs)最常包含培养优势(65.38%)、关系(59.62%)和积极情绪(53.85%)三类成分。多数研究仅做干预前后测量(均为92.00%),一个月及以上的随访评估较少(38.00%)。多个关键变量存在数据缺失(42.86%–75.93%),综述据此提出了PPI报告规范建议。
开放性/智力在大五人格特质中常显独特,其历史遗留的争议至今未解。发表于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的这篇文章审视了使该特质与众不同的多种特性,并探讨了这些独特性对研究与测量的意义。
一项横断面研究结合17项生态指标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20—2022年生活评价数据(n = 386,654),将指标聚类为生态需求、生态努力和生态状况三个因子。多层回归模型显示,这三个因子均与生活评价有关,但生态状况的关联方向出乎意料地为负。
一项横断面研究结合17项生态指标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20—2022年生活评价数据(n = 386,654),将指标聚类为生态需求、生态努力和生态状况三个因子。多层回归模型显示,这三个因子均与生活评价有关,但生态状况的关联方向出乎意料地为负。
一项针对128名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的调查显示,警察判断醉酒与大麻中毒时共报告538条酒精指标和338条大麻指标,且针对酒精的指标更多但有效性并不更高。工作年限越长,大麻判断指标的有效性反而越低。研究结果可为警察培训与执法实践提供参考。
一项基于 VIA Institute on Character 数据、共纳入 23,278 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退伍军人身份与无家可归显著相关:在经历无家可归的 2,001 人中,94.5% 为退伍军人,而非无家可归组(n = 21,277)中该比例为 80.8%。
一项混合方法研究通过反思日记与心理测量数据,追踪了监狱内性犯罪者治疗项目中成员幸福感与参与度的个体化轨迹,发现群体心理健康状况改善。小组参与似乎有助于亲社会身份的形成,而每周个人叙事显示,成员对小组讨论性话题的抵触逐渐转向更积极的未来与技能导向话语。
一项系统综述(PROSPERO CRD42023399665)纳入33项研究,覆盖10个国家、7个数据库、3种语言,聚焦门诊心理治疗的微观分析。当来访者表达与改善相关的言语或遵循治疗指示时,治疗师通常以认可回应,形成“治疗师提示→来访者改变导向言语→治疗师认可”的三元序列;而对偏离治疗目标的言语,治疗师反应未见可重复模式。
一项对 17 名心理健康临床工作者的半结构化访谈发现,生成式 AI 临床记录平台意外成为其反思实践的伙伴,能提供替代性临床解读、厘清既有实践思路,并让其在会谈中更专注。研究者认为,AI 记录平台是支持反思实践可行且可扩展的途径,并讨论了其对临床培训与持续专业发展的意义。
一项针对70名提供直接来访者服务的澳大利亚心理学家的调查发现,心理学家将不确定性内化为个人与专业能力不足、害怕来访者负面反应、缺乏有效沟通不确定性的技能,是沟通不确定性的主要障碍;对不确定性的适应、外部专业支持和稳固的治疗关系则是促进因素。研究基于临床情境 vignette 的质性主题分析,结论强调需加强心理学家在不确定性沟通方面的培训。
一篇理论文章指出,心理治疗研究中对治疗师被试的伦理考量长期被忽视,尤其当研究者对治疗师被试拥有督导权力时,知情同意可能被感知为职业期待而非自愿参与。文章聚焦层级关系中的权力动态、个人—职业边界与保密难题,并提出强化知情同意程序、管理权力差异的结构性保障和针对职业情境的隐私保护等伦理设计建议。
一项主题分析研究从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按偏差个案抽样选取16次督导会谈(9次有效、7次无效),依据督导前后独立评估的胜任力与联盟分数变化进行判定。有效督导的特征是受督者主动围绕个人目标工作、采用贴合其需求的多种督导技术、平等的协作交流,以及支持性与赋能性的氛围。
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多成分积极心理干预能显著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且这一改善由自我关怀和适应能力的提升所中介。研究纳入干预组60人、对照组76人,干预前后测量自我关怀、适应能力、焦虑、抑郁与幸福感,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介作用。但自我关怀与适应能力并未中介抑郁、焦虑症状的减轻,症状改善可能另有机制。
研究在南非三所惩教中心的787名男性在押罪犯中检验了监狱适应问卷(PAQ)的心理测量学特性,探索性与验证性因素分析识别出行为适应与情绪适应两因子模型,模型拟合可接受至优良。研究支持PAQ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内部一致性由可接受的Cronbach's alpha和McDonald's omega系数支持。
一项以242名被试参与作弊范式的模拟嫌疑犯研究发现,在认知访谈中采用"绘画并讲述"方式收集到的细节数量显著高于反向回忆、书面回忆和口头回忆三种方法。书面回忆仅优于反向回忆;只有口头条件下,欺骗性陈述才表现出更高比例的现实监控(RM)标准。研究提示"绘画并讲述"应被鼓励用于嫌疑犯访谈,而反向回忆与书面回忆的收益可能需要重新评估。
一项针对荷兰法医门诊患者的网络分析发现,脱落时机与中央八项风险因素的强度并不直接相关。在控制年龄后,早期脱落者(n = 1,139)与晚期脱落者(n = 631)除C7家庭/婚姻状况外,各风险因素得分均高于完成者(n = 1,063),但差异较小。网络结构在整体强度上无差异,仅在C1反社会/犯罪行为史和C2反社会人格模式与其他因素的连接上存在差异。
研究基于社区样本(n = 875)编制并验证了适用于印度的强奸迷思接受量表RMAS-I,探索性与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四个维度:She Lied、She Should Keep Quiet、She Asked for It、It Wasn't Really Rape。
论文提出“案例到实验室”研究生成模型:从真实案例中获得的洞见生成可检验的研究设想,再通过实验室、现场和档案研究加以操作化,结果反过来指导未来案例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该模型已在内化型虚假供述、无辜者现象学、佐证膨胀、虚假个人记忆植入、目击者辨认后反馈效应及法庭科学中的情境偏差等研究中推动进展。作者指出,近期案例中仍有大量实证问题尚未被检验。
一项德尔菲研究邀请21名国际侦查访谈专家经过三轮数据收集,确立了嫌疑人访谈规划的最佳实践,并针对两个虚构情境制定了黄金标准范例。专家建议涵盖访谈目标、主题的结构化,以及如何在保持开放心态的同时提出能覆盖相关假设的问题。研究者据此形成了开放心态目标、首个问题与主题清单的黄金标准模板,可用于帮助访谈者避免偏见性认知偏差,也可供培训者教学与评估受训者。
一项针对61名立陶宛犯罪调查人员的调查发现,他们在讯问嫌疑人时更强调基于关系的融洽关系技巧(如表达共情、友善或幽默),而非程序性技巧(如解释嫌疑人权利或讯问目的)。受访者更重视讯问开始阶段的融洽关系建立,但随着讯问推进重视程度下降;面对不配合的嫌疑人时,偶尔还会报告文献中未被视为融洽关系或适得其反的做法。总体而言,立陶宛犯罪调查人员认可融洽关系在嫌疑人讯问中的价值,但挑战依然存在。
一项质性研究通过四组聚焦小组访谈29名挪威警察调查人员,探讨其在嫌疑人访谈中披露潜在证据时的人际体验。分析得出四大主题:准备充分与角色自信的重要性、灵活应变能力、从信息收集转向质疑嫌疑人陈述的过渡,以及应对被访谈者抗拒与自身反应。研究强调访谈者适应情境与嫌疑人行为变化的能力。
澳大利亚26名成年受害者-幸存者观看了一份认知访谈风格的警方性侵案件调查协议并给出反馈,主题分析显示他们普遍认可协议的结构,尤其是明确设定期望、鼓励自由叙述和接地技术。但许多人担心“情境重现”部分可能引发创伤,并指出存在传达不信任的居高临下语言和虚假建立融洽关系的问题。
一项范围综述纳入95项定量研究,梳理警察接触与犯罪行为关联的理论路径,发现研究主要基于程序公正理论、紧张理论、标签理论和威慑理论四大框架,彼此间缺乏整合与竞争。关键概念测量差异大,且能充分处理内部效度威胁的研究较少,难以判断各理论证据强度。作者呼吁提出可证伪假设、统一测量并重视因果推断设计。
一项针对 420 名因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入狱的澳大利亚男性的研究,检验了 LSI-R:SV、LS/RNR 和 VRS 的预测效度、区分效度与增量效度。LSI-R:SV 和 LS/RNR 得分可预测所有再犯结果(任何再犯、非性暴力再犯和非暴力再犯),VRS 仅预测任何再犯和非性暴力再犯;跨时间分析时三种工具的总体区分效度均提升。
一项发表于 Psychology, Crime & Law 的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通过七名真实贩毒组织成员的半结构化访谈、调查警官访谈和判决证词进行三角验证,考察该组织是否已演变为更灵活的架构。结果显示,该组织由相互依存的子群体构成,以核心—边缘逻辑共存互联,中介成员的联系最大化了资源交换(效率需求),却损害了安全,成为执法可切入的薄弱环节。
研究开发了一套面向庇护官员的75小时混合式法律心理学培训,并用带等待名单对照组的准实验前后测设计评估效果。培训在记忆与访谈等主题的知识及提问能力测试上产生较大即时效应(d = 1.67),5个月随访后提升仍然保持。作者指出,后续研究需要考察这些知识能否迁移到实际的庇护裁决中。
推荐理由:针对庇护官员的法律心理学培训显示,知识测试成绩在培训后大幅提升并维持五个月,为司法决策培训提供了可参考方案。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期刊编辑就 Benjamin、Kepes 与 Bushman(2017)关于武器对攻击性思维、愤怒情绪、敌意评价及攻击行为影响的研究发表关注声明。该声明针对这篇已在线发表的文章,具体关注内容未在声明中详述。
一项研究考察了矫正干预中风险水平与治疗剂量的交互作用。风险原则主张,有效干预应按犯罪者风险调整治疗强度,高风险者应获得比低风险者更密集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