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注册分析:治疗师多模态特征与患者疗效基本无关
一项预注册研究纳入美国与加拿大的97名治疗师和6152名患者,发现治疗师的多模态特征与患者疗效基本无关。研究采用多模态评估方式考察治疗师层面的特征,作者据此指出,治疗师之间疗效差异的来源尚不明确。
推荐理由:预注册大样本研究提示,治疗师的多模态特征与患者疗效关联有限,为理解疗效差异来源提供参照。
一项预注册研究纳入美国与加拿大的97名治疗师和6152名患者,发现治疗师的多模态特征与患者疗效基本无关。研究采用多模态评估方式考察治疗师层面的特征,作者据此指出,治疗师之间疗效差异的来源尚不明确。
推荐理由:预注册大样本研究提示,治疗师的多模态特征与患者疗效关联有限,为理解疗效差异来源提供参照。
一项元分析比较了日常日记研究(k = 230)中工作投入的个体内相关与聚合日得分及既往元分析得到的个体间相关。结果显示,日常与稳定工作投入的法则网络总体支持主要理论的跨层次预测,但部分关联强度存在差异,且无法归因于信度差异或聚合偏差。
一项针对394名本科生(平均年龄21.26岁,SD = 4.34)的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法(ESM)考察课外学习情境中动机与情境投入的关系。动机影响不同学习活动中的情绪与认知投入:自我效能感与享受、希望的正相关在协作活动中减弱,其对抗焦虑的保护作用在测评中降低;高自我效能感与建构性和应用导向活动中更多使用深度学习策略有关。积极情绪促进深度策略使用,后者反过来增强积极情绪并减少消极情绪,形成互惠关系。
一项基于情境小品的“积木”研究让荷兰八支地区警察团队模拟持械抢劫侦查,共识别出76项独特活动,其中41项属侦查活动。各团队在活动使用上差异明显,但普遍采用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请求公众协助、收集情报、扣押和法医调查。决策受证据门槛、受害者赔偿、行动限制和法律考量等共同因素影响,侦探会运用自由裁量权提升侦查效率。
一项针对大学心理咨询中心1,099名来访者的研究发现,报告更多自杀意念的来访者治疗联盟评分更低;当来访者在某次会谈中的联盟评分高于自身平常水平时,其下一次会谈报告的自杀意念往往下降,但未发现自杀意念降低会随后提升联盟评分。
推荐理由:研究用逐次会谈数据区分了治疗联盟与自杀意念的先后方向,并检验了边缘化种族身份是否改变这一关系。
一项以女性为主的Bi+性少数与性别少数(SGM)青年样本(N=252)研究考察了抑郁、身份功能与日常隐藏/公开性取向相关的负性情感反应之间的关系。SGM个体的抑郁发生率高于非SGM同龄人,但将SGM经历与抑郁联系起来的日常过程仍不清楚。
两项实验考察了文化、语言与情境因素如何影响说话者在语言产出中选择空间视角。研究发现,说话者通常从自身视角描述场景,但也具备使用异我中心视角的能力,而文化与语言母语属性会影响这一选择。
一项发表于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的研究考察文化距离与近期德国移民适应的关系,指出以往研究多持代价视角,强调文化距离越大适应成本越高。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5)两期全国代表性数据、8212名有效被试的纵向有调节中介分析发现,同伴偏差行为会随时间推移负向影响青少年学业表现,该关系由青少年自身的偏差行为中介。教育期望能缓冲同伴偏差行为对自身偏差行为的影响,从而削弱整体中介效应,但无法缓冲自身偏差行为对学业表现的负面影响。
一项发表于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的研究在中国大陆复制并扩展了 Chuang 等人基于台湾样本提出的五维人—环境匹配文化模型,检验其可迁移性与情境演变。研究沿用该五维模型框架,考察其在当代大陆样本中的适用性。
一项基于美国全国青少年至成人健康纵向研究(Add Health)的分析发现,心理社会环境可中介外化行为轨迹背后的遗传效应。研究追踪了物质使用行为与反社会行为从青少年到成年的潜在轨迹,提示基因-环境交互之外还存在基因-环境中介路径。
研究者提出基于价值与体验的行为改变模型(VEM-BC),将自我控制的价值决策模型适配到行为改变领域,并纳入行为执行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成分。该模型强调行为执行时的情感体验对长期行为改变至关重要,因此建议干预应着力让目标行为带来积极体验。VEM-BC 整合了决策、强化学习、情感加工、自我控制与行为改变等领域,为促进持久行为改变提供统一视角。
两项互补研究在新西兰检验了居住于弱势社区是否与绝望综合征及绝望相关死亡有关,数据来自全国登记系统和出生队列。研究显示,在弱势社区居住时间越长,对两者的预测力越强,提示仅关注个体层面因素难以预测绝望相关死亡。
推荐理由:两项互补研究把居住地劣势与绝望相关死亡联系起来,为超越个体因素的预测思路提供了新证据。
一项发表于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的研究考察了韩国LGB新兴成年人与青年中网络欺凌受害、内化恐同与无望感之间的关联,并聚焦个体主义自尊与集体主义自尊在其中的作用。
一项针对美国成年人(N = 1,174)的纵向实验调查发现,更高的总体幸福感与更好的财务幸福感相关,财务技能与自我效能感只对未来的财务幸福感有预测作用,而财务焦虑则同时影响当前和未来的财务视角。研究采用2024年6月至7月的两轮调查设计,检验以积极心理幸福感视角框定个人财务行为是否能提升财务幸福感,但因高流失率未能检出组间差异。
一项针对美国成年人(N = 1,174)的纵向实验调查发现,更高的总体幸福感与更好的财务幸福感相关,财务技能与自我效能感只对未来的财务幸福感有预测作用,而财务焦虑则同时影响当前和未来的财务视角。研究采用2024年6月至7月的两轮调查设计,检验以积极心理幸福感视角框定个人财务行为是否能提升财务幸福感,但因高流失率未能检出组间差异。
一项发表于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的框架性研究提出,应将机器理解概念化为系统(S)与理解对象(T)之间的关系,并分别对关系、系统与对象三个要素作出更精确的界定。该框架借鉴哲学与认知科学,结合当前AI实践,目的不是为理解给出某一种特定解释,而是为评估和推进机器理解提供概念工具。
一项实验情境研究以 N = 794 名 7–10 年级学生(M age = 14.10,SD = 1.33,53.27% 为女生)为被试,考察典型校园情境能否引发嫉妒及关系亲密度对嫉妒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同学条件相比,朋友条件下的恶意嫉妒更低、应得感更高,应得感在关系亲密度与嫉妒之间起中介作用。
一项重复验证研究以115名大学生为被试,让其解答6道结构不良的统计题,考察自我解释质量是否中介样例效应。结果显示,该中介作用受先验知识与工作记忆容量调节,能力较低者间接效应更强;流体智力未起调节作用,转换能力则被确认为样例效应的调节变量,能力较低者从支架中获益更多。
直接询问他人是否有自杀意念并不容易开口,也更难承受答案不是明确的"不"。这类问题通常只在对方的痛苦已明显到令人警觉时才会被提出。作者质疑提问动机:是出于理解对方,还是出于法律、职业或情感上的自我保护,并坦言更常感受到后者。
生成式 AI 为个性化说服提供了新可能,即根据个体独特的偏好与需求定制说服信息的内容。相关探讨发表于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聚焦 GenAI 在这一方向上的应用潜力。
一项针对122名有精神病理风险青年(平均年龄23.9岁,43%为女性)的研究发现,睡眠满意度与八种日间精神病理症状存在短期动态关联。该研究将长期精神病理易感性与睡眠满意度及日间症状之间的每日波动联系起来。
一项混合方法研究调查了最高安全级别监狱中42名服刑人员(21名女性,M = 40.55岁,SD = 10.5)对谎言识别的信念。服刑人员普遍认为人们能识别谎言,但可能为避免冲突或维持关系而容忍谎言;他们认为成功的说谎者依赖言语与非言语策略及自控力、说服力等特质。参与者报告了多种言语和非言语线索,既认可言语线索重要性的实证结论,也认同关于非言语指标诊断功能的刻板信念。
研究编制了青少年犯罪倾向问卷(JCPS),最终版含32个条目,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四因子三阶模型,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 .91,重测信度0.86。该量表在性别上具强测量等值性、组间为弱等值性,犯罪倾向与自我控制、公正世界信念显著负相关,与道德推脱、品行问题倾向显著正相关。网络分析显示不同情境下青少年犯罪倾向的核心特征各异,为分层预防提供了干预靶点。
两项实验分别以183名和169名小学四年级学生为被试,比较自我解释与教学解释对音乐知识学习的影响。结果发现,学习低元素交互性的音程知识时自我解释组表现最佳,而学习高元素交互性的和弦知识时教学解释组优于自我解释组。
一项综述从强化学习角度整合了仪式的两种解释:仪式参与既由仪式过程中情感与社会奖赏的习惯性强化(无模型学习)驱动,也由文化共享世界模型带来的务实与合作收益的强化(有模型学习)驱动。该框架综合了以往关于仪式影响不确定结果与促进社会凝聚的观点,并解释仪式如何在过去与现今社会中维系主体间对齐的世界模型。
研究开发并验证了关系性包庇行为(relational cover-up behavior)的心理测量量表,并通过两波次研究(N = 475)检验其产生机制。员工目睹同事不道德行为时可能产生身份威胁,进而包庇该同事,对同事的认同度越高越容易如此。研究为关系性包庇行为提供了测量工具与实证证据。
一项嵌入预试验现实主义整群随机对照试验的质性研究,在尼泊尔四所学校目的性抽样 41 名参与者,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焦点小组探讨校园团体 IPT 对抑郁青少年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情绪调节与问题解决能力改善、人际冲突减少、关系更紧密及自我效能提升是关键机制,公开表达感受对团体 IPT 起效尤为关键。研究认为不同群体可能机制不同,精炼后的 CMOC 将在后续 3 期现实主义随机对照试验中定量检验。
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将176名符合DSM-5诊断标准的强迫症成人患者分入团体CBT/ERP或ACT,接受14次每周治疗,并在基线、治疗后及6个月、12个月随访时进行临床访谈评估。结果显示,焦虑敏感性、经验性回避和情绪调节困难显著调节治疗反应,在这些维度上得分较高的个体从CBT/ERP中获益多于ACT,这一结果与研究者假设相反。团体治疗联盟在两种干预中均能预测并调节治疗结局。
推荐理由:比较CBT/ERP与ACT治疗强迫症的调节因素,为不同特征患者选择疗法提供初步线索。
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将1176名被试分入无施惠者、人类施惠者与上帝施惠者三种每周感恩反思条件,持续一个月。向施惠者(上帝或人)表达感恩比单纯回想恩惠引发更多共情与超越性负债感,其中对上帝感恩并回想抽象恩惠效果最好。共情与超越性负债感中介了干预类型与干预后给予行为的关系,且已控制感恩水平。
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将1176名被试分入无施惠者、人类施惠者与上帝施惠者三种每周感恩反思条件,持续一个月。向施惠者(上帝或人)表达感恩比单纯回想恩惠引发更多共情与超越性负债感,其中对上帝感恩并回想抽象恩惠效果最好。共情与超越性负债感中介了干预类型与干预后给予行为的关系,且已控制感恩水平。
一项混合方法系统综述纳入44项研究,用COM-B模型和TDF框架分析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THRT)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最突出的障碍为服药时间不便、缺乏疾病知识和药物知识,主要促进因素包括年龄较大、定期随访和对结果的积极预期。综述识别出27种可能有效的行为改变技术(BCTs),最常见的干预成分是伴侣社会支持、多层次照护干预和有效的医患沟通。
人类大脑连接组在任何单一目标下都并非最优,其组织反映的是进化与发育中受生物和环境约束的多目标权衡。据此,精神病理学的非典型轨迹不是偏离理想大脑,而是同一权衡空间中的重新加权妥协;神经AI直接复制大脑连接则可能复制无关的妥协。将大脑与模型视为多目标优化的产物,可为解释临床表型和设计下一代AI提供更有力的框架。
一项针对四所监狱173名男性服刑人员的调查发现,服刑人员越相信他人认为自己能够改变(元可塑性),就越支持修复性司法(RJ),内疚与承担责任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承担责任的中介效应最稳健;羞耻虽与RJ支持正相关,但并非显著中介。研究提示,监狱内RJ准备项目若强调建设性的社会信号并促进承担责任,可能提升服刑人员的参与意愿。
一项研究通过操纵点阵的形式信息,为视觉形式知觉假说提供了直接证据。研究招募884名被试,分6岁以下和6岁以上两组,采用4项计算机化测试测量非符号数量、视觉形式知觉和算术能力。结果显示,控制总周长条件下的点比较任务最难,得分从4.1–5.7降至2.0,且该条件与视觉形式知觉和算术表现的关联最弱,表明数量感本质上是一种视觉形式知觉。
一项为期1年的纵向研究考察了班级社交规范如何调节中国青少年自我取向与群体取向文化价值观和适应之间的关系,被试为2,671名学生(47.8%为男生)。
随着技术日益复杂,其运作机制对普通人愈发不透明,但神经科学研究提示这并未加重"技术大脑"的负担,反而可能对社会大脑提出新要求。文章从社会认知视角探讨技术不透明性如何影响人际互动与信任。
一项研究用《世界幸福报告》2023年136国和2024年143国数据计算情绪幸福比率,即积极情绪占总情绪体验的平衡比例,并按生活满意度将国家分为五级,以检验其与心境状态(SOM)模型预测的五种情绪平衡比率的对应关系。结果显示数据支持该模型,并将其适用性扩展至大规模人群,提示应将情绪平衡正式纳入国家福祉评估。
一项研究用《世界幸福报告》2023年136国和2024年143国数据计算情绪幸福比率,即积极情绪占总情绪体验的平衡比例,并按生活满意度将国家分为五级,以检验其与心境状态(SOM)模型预测的五种情绪平衡比率的对应关系。结果显示数据支持该模型,并将其适用性扩展至大规模人群,提示应将情绪平衡正式纳入国家福祉评估。
一项针对99名职前小学教师的混合方法随机对照试验发现,积极心理学干预使实验组(n=51)的数学相关羞耻感较对照组(n=48)显著下降,效应量中等(Cohen's d = .54),自我效能感或社会整合未起调节作用。质性分析显示,羞耻感的变化与愉悦情绪体验、社会关系及数学学习者自我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