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互联网的心理动力学治疗中抑郁青少年的突然获益:情绪觉察的突破
一项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质性研究分析了22名抑郁青少年在互联网心理动力学治疗(IPDT)中的聊天治疗记录,探讨突然获益(SGs)前后的治疗过程。多数突然获益出现前存在四类反复出现的主题:在治疗师支持下努力投入、通过自助材料理解自己、将新理解应用于日常生活、情绪觉察增强且自我批评减少。研究认为IPDT中的突然获益不只是统计现象,而是有意义的心理体验。
一项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质性研究分析了22名抑郁青少年在互联网心理动力学治疗(IPDT)中的聊天治疗记录,探讨突然获益(SGs)前后的治疗过程。多数突然获益出现前存在四类反复出现的主题:在治疗师支持下努力投入、通过自助材料理解自己、将新理解应用于日常生活、情绪觉察增强且自我批评减少。研究认为IPDT中的突然获益不只是统计现象,而是有意义的心理体验。
一项发表于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的研究考察了童年期暴力暴露与青年期社会信息加工的关系,并检验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关系是否起调节作用。研究基于人类普遍存在的内群体偏好倾向,探讨家庭(内群体)暴力暴露如何改变这一加工过程。
一项范围综述分析了56个项目,发现青少年多成分积极心理学干预(MPPIs)最常包含培养优势(65.38%)、关系(59.62%)和积极情绪(53.85%)三类成分。多数研究仅做干预前后测量(均为92.00%),一个月及以上的随访评估较少(38.00%)。多个关键变量存在数据缺失(42.86%–75.93%),综述据此提出了PPI报告规范建议。
一项范围综述分析了56个项目,发现青少年多成分积极心理学干预(MPPIs)最常包含培养优势(65.38%)、关系(59.62%)和积极情绪(53.85%)三类成分。多数研究仅做干预前后测量(均为92.00%),一个月及以上的随访评估较少(38.00%)。多个关键变量存在数据缺失(42.86%–75.93%),综述据此提出了PPI报告规范建议。
一项多信息提供者家庭研究考察了中国母子与父子二元组合中情感症状的日常动态耦合,发现家庭内症状聚集主要发生在家庭间层面。研究区分了家庭内与家庭间变异,提示在宏观时间尺度(如年度)上,抑郁症状更多的父母其子女症状也更多。
研究分析了美国全部50个州的量刑法规,考察最高法院判例是否促使各州在青少年杀人犯(JHOs)量刑中纳入"年龄折扣"。
一项质性访谈研究探讨了心理治疗师对儿童青少年使用椅子技术的体验,12名来自7个国家、接受过相关训练并实践过的治疗师参与半结构化访谈,经反思性主题分析生成6个主题,涵盖游戏性与创造性、契合发展需求、将青少年置于关系世界、促进洞察与自我整合、克服失败恐惧的专业发展,以及治疗师的能动性与信心。
研究基于 Oregon ADHD-1000 数据集,采用潜类别转变分析考察青少年外化精神病理的发展过程,在 9 岁、12 岁等年龄节点识别出不同的症状潜类别。作者指出,这种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有助于理解注意缺陷、多动/冲动与破坏性行为随年龄变化的路径。
一项针对印尼儿童保护服务工作者(N = 71)的调查显示,75%(53/71)曾处理过怀疑父母在正式访谈前与孩子讨论过所谓事件的案件,55%(39/71)已使用旨在减少父母暗示影响的策略,如告诉孩子只报告自己真正记得的内容(13/39)。参与者认为研究中提出的所有策略在访谈中至少“有一定可行性”。
一项以英国社区219名成年女性为样本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期的犯罪经历与受害经历是女性自我报告人际暴力行为的最强预测因素。该研究还发现,在青少年期犯罪水平较高的女性中,观点采择能力显著减弱,提示犯罪行为可能削弱共情功能。研究建议在发育早期同时针对受害经历与犯罪行为进行干预,并关注女孩和女性的认知过程。
一项三层元分析纳入44项随机对照试验、370个效应量和4617个家庭,发现系统性治疗(ST)相比心理社会对照治疗的总体效应量较小但显著(g = .16,95% CI [.09, .23],p < .0001)。
一项混合方法研究考察了心理学专业大一学生对儿童保护中报应性与恢复性干预的理解与信念,并通过两项实验操纵情境中的报应性与非报应性因素,检验其对司法判断的影响。结果显示,恢复性因素对司法判断有一致影响,但报应性因素与后见之明偏差也会影响非专业人员的感知,并降低其对儿童保护中恢复性实践的支持。
基于DSM-5诊断标准难以充分反映ADHD的行为与临床异质性,一项研究利用青少年脑认知发展(ABCD)研究数据,比较了ADHD青少年不同气质亚型间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差异。该研究发表于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提示以气质为基础的分类有助于刻画ADHD的神经生物学异质性。
一项基于英国监狱与缓刑服务常规数据(n = 20,403)的研究发现,12%的18–21岁在押年轻男性存在双重伤害(自伤与暴力并存)。与单一伤害或无伤害者相比,双重伤害者首次接触警察和入狱时年龄更小、18–21岁在押时间更长、学历资格更少。研究提示可借助监狱数据识别这一群体的独特特征,并强调上游预防性干预的重要性。
一项基于英国12名直接服务被指控和/或判定实施性犯罪的孤独症成人的从业者的半结构化访谈研究,探讨了孤独症谱系障碍者实施性犯罪的多种脆弱性因素。研究追溯了潜在的"路径":孤独症青少年从小缺乏性教育,以及其实践健康性关系的能力受到压制。尽管孤独症人群整体犯罪率并不高于普通人群,但证据显示,在确实涉及犯罪的孤独症个体中,性犯罪等特定类型更为常见。
一项针对儿童性侵(CSA)定罪者的研究检验了其发展前因,以受害者年龄、儿童受害者人数、性犯罪指控数和涉及儿童受害者的性犯罪事件数为结局指标。研究整合多来源数据并采用结构方程建模,发现存在多条发展路径,与该群体的异质性一致。结果强调需要建立统一的发展理论,以纳入通往CSA的多种发展路径。
一项基于西班牙未成年人检察署2011至2017年案卷的研究,对405名14–17岁少年违法者进行多分类逻辑回归比较,考察儿童对父母暴力与校园欺凌两类暴力的风险因素。研究纳入情感缺失、暴力暴露、YLS/CMI再犯风险、再犯情况及犯罪类型等变量,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两类暴力之间存在关联,并提示针对儿童青少年的预防干预应聚焦相关风险因素。
一项研究以95名11–14岁儿童为被试,用GSS1、GSS2及儿童应对策略量表考察应对策略对即时受暗示性和抵抗行为反应(RBR)的影响。任务导向和回避型应对策略与更低的受暗示性得分有关,并促进更多抵抗行为反应;问题解决策略对抵抗行为反应尤为显著。年龄越大、使用越主动的应对策略,受暗示性水平趋于下降。
716名具备陪审员资格的成年人观看一段儿童性侵指控访谈记录后发现,儿童仅1次运用"我不理解"(IDU)或"我不知道"(IDK)规则时,被认为比6次运用时更可信、更不可能故意说谎,也更可能理解自己陈述的用途。儿童年龄(6岁与10岁)和规则类型的影响相对有限。
一项针对93名在西班牙多个中心接受司法治疗性监禁的青少年研究发现,VR辅助CBT和传统CBT都能降低两类青少年罪犯的再犯风险,包括实施儿童对父母暴力(CPV)者和其他类型犯罪者。VR辅助CBT在降低犯罪倾向方面效果优于传统CBT,在实施CPV的未成年人中尤为明显。作者认为VR可作为传统CBT的补充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