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选择:心理学效度问题的成因与解决之道
心理测量工具的效度取决于指标选择,而这一过程常被主观、非正式地处理。发表于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的这篇文章指出,指标抽样中被忽视的环节会引发效度问题,并探讨题目选择如何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心理测量工具的效度取决于指标选择,而这一过程常被主观、非正式地处理。发表于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的这篇文章指出,指标抽样中被忽视的环节会引发效度问题,并探讨题目选择如何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Centanafadine 获批,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临床治疗增加了新的用药选择。该消息由 Psychiatric News 提前在线发布,具体适用人群与获批范围尚待正式刊出内容确认。
一项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将152名ADHD儿童随机分配至托莫西汀组(n = 76)或哌甲酯组(n = 76),个体化剂量滴定后维持稳定剂量4周。
推荐理由:多中心随机试验直接比较两种常用ADHD药物对情绪失调的作用,并给出静息态功能连接的初步线索。
一项研究将有过性侵经历的学生随机分入诚实报告组(n = 39)或虚假否认组(n = 48),无此经历者分入虚假指控组(n = 95),比较 CBCA 与 VA 能否区分三类陈述。CBCA 仅在逻辑一致性标准上发现组间差异,虚假指控的连贯性显著高于虚假否认与诚实报告;VA 在各叙事特征上均无显著差异。研究认为两种方法均未能有效区分三类性侵陈述。
一项针对中国某沿海省份485名法官和258名法官助理的调查显示,女性司法人员报告的庭审不公程度低于男性,法官低于法官助理。上级公正感与感知到的庭审不公呈负相关,而来自诉讼当事人的压力则与更高的庭审不公感知相关。
一项跨文化理论整合提出法律社会化三维模型,包含法律认知、法律情感与法律动机。模型指出,法律认知是内化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由程序公平与人际关系塑造的积极法律情感,将认知认同转化为内在法律动机;当制度实践与社会环境持续支撑该动机时,稳定的法律社会化才会形成。该框架还识别出关系性体验是重要的情境调节因素。
两项研究比较了儿童和成人对以“Can you”开头的开放式提问与直接措辞提问的回应。研究1访谈了39名6–12岁儿童,研究2访谈了54名成人,两组对间接与直接提问的回应模式相似,大多能提供详细叙述,每个年龄组仅出现1例简单是/否回答。研究者仍建议访谈者尽量减少在开放式提问中使用“Can you”开头,但指出6岁以上儿童和成人大多能识别其中的隐含请求。
一项研究基于美国国家平反登记处(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记录的虚假供述案件,查阅原始卷宗后确认56起审讯中使用过测谎。
推荐理由:基于56起已平反冤案的档案分析,呈现测谎在审讯中如何被用来让无辜者相信自己已被定罪。
一项针对以色列17名成年被监禁女性的半结构化访谈定性研究,用主题分析识别出参与修复性正义的四大促进因素:渴望被宽恕、重建家庭关系的希望、互惠性(矫正对象同时也是受害者)以及被倾听和认可的需要。三大障碍为深度羞耻感、害怕进一步被媒体曝光,以及不相信受害者愿意宽恕。研究强调修复性正义理论与实践需纳入性别敏感考量。
研究用243篇真实和262篇编造的自传体故事测试语言测谎,让大语言模型把欺骗性陈述改写得更像真话。当改写与评判目标对齐时,人类判断(d = −0.07 和 d = −0.04)和机器学习判断(51% 准确率)都降到随机水平;未对齐时,人类的细节性启发式判断(d = 0.30 和 d = 0.36)与机器学习预测(63%–78%)仍显著高于随机。
推荐理由:研究用大语言模型改写谎言文本,显示人机测谎在攻击与目标对齐时都会降到随机水平,为语言测谎的可靠性提供了对抗性检验视角。
一项被试间设计研究让200名参与者听三段模拟警方访谈录音之一,发现嫌疑人话多(高冗长)与话少(低冗长)条件下,观察者对嫌疑人与访谈者之间融洽关系的评分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参与者还认为说话更多的嫌疑人更不可能有罪,即便这些话未提供与调查相关的信息。
一项针对中国某矫正机构475名男性未成年犯的研究发现,童年创伤与恶意创造力之间存在抑制效应:直接路径为负(β = −0.319,p = .016),但经冲动性(β = 0.358,p = .003)和冷酷无情特质(β = 0.285,p = .023)的间接路径均为正向,模型共解释恶意创造力10.7%的变异。
一项对韩国 2012 至 2024 年间 264 份性侵案判决(273 个编码案件)的定量分析发现,细节数量(CBCA03)与主观心理状态(CBCA12)在逻辑回归和随机森林模型中均能稳定预测有罪判决。逻辑一致性(CBCA01)虽在司法说理中最常被援引,却未在逻辑回归中预测判决,但在随机森林模型中贡献了较高的分类准确率,提示可能存在非线性或交互效应。
三项模拟案例研究及元分析整合发现,CECSA 问卷中的天真自信和情绪反应性得分越高,暗示性提问与偏见越强(b = .14–.37),司法系统不信任则无显著关联。研究纳入 285 名人文科学学生、241 名警校学生和 148 名师范生,分别通过选择问题、自由编写问题和虚拟现实访谈评估暗示性提问。新开发的暗示性提问测量工具能有效捕捉单维特质,但信度不理想。
一项采用双高阈限(2-HT)目击者辨认模型的研究发现,目击者在列队辨认前描述罪犯,会同时降低其检出罪犯在场的概率和基于猜测进行指认的概率。被试先观看含四名罪犯的模拟犯罪视频,随后在描述或不描述罪犯的条件下完成四组列队辨认(两组含罪犯、两组不含)。结果表明,语言遮蔽效应由两个不同的认知过程变化驱动:描述干扰面孔识别,并使目击者更不愿凭猜测指认。
一项回顾性研究分析土耳其456名12–18岁女性青少年犯罪者的法医精神科档案,再犯率为30.9%。多变量模型中,兄弟姐妹数量(OR = 1.17)、家族犯罪史(OR = 2.57)、纹身(OR = 3.18)、物质使用(OR = 5.51)和财产犯罪(OR = 6.60)与再犯风险升高独立相关。作者强调这些是相关因素而非因果决定因素,支持性别敏感的预防与监管分流。
一项针对意大利米兰刑事法院81名4–17岁儿童性虐待受害者和目击者证词的分析发现,儿童年龄与所提供的调查相关信息正相关(r = .245,p = .027),PTSD则与证词中的调查相关信息负相关(r = −.228,p = .041)。PTSD部分中介了年龄与时间信息之间的关系(β = 0.238,p = .044)。
加拿大762名具备陪审资格的白人社区成员阅读审判笔录后发现,高胁迫审讯条件下模拟陪审员定罪率显著低于低胁迫条件,专家证言对裁决和供述认知均无显著影响。被试对原住民被告的供述更不信任,认为其真实性、自愿性和诚实度均低于白人被告,但该效应仅出现在高胁迫条件下,且被告种族对裁决本身没有影响。
一项基于虚拟现实的研究设计了自我参照复杂试次协议(CTP),通过测量早期后部负波(EPN)区分有罪者与知情无辜者。有罪组在无关刺激与探针间的EPN波幅差异显著大于知情及不知情无辜组,区分有罪者与知情无辜者的AUC = 0.90,与不知情无辜者的AUC = 0.88。
一项针对1204名日本陪审资格公民的在线问卷研究发现,公众认为对抗式审讯最不适当,协作/尊重式审讯最适当,个人建立关系式审讯被评为第二不适当。回归分析显示,共情关怀是唯一与全部五种审讯方式显著相关的人格特质,它正向预测对四种非对抗方式的接受度,负向预测对对抗方式的接受度;而公正世界信念仅正向预测对对抗式审讯的接受。被试作为嫌疑人或证人的经历与审讯感知关联甚微。
一项研究评估了由从业者与研究者团队共同开发的科学审讯培训课程,43名来自三个地方执法机构的调查人员在四个批次中参加了为期5天的培训。通过比较培训前后的嫌疑人审讯发现,调查人员在培训后更多使用科学审讯策略,且这类策略的使用与更高的配合度、信息透露以及供述/认罪有关。作者强调共同开发培训与协作研究的重要性。
错误信息效应指人在事件发生后接触误导信息,常将其误认为自身记忆,该现象已被研究半个世纪。这篇综述梳理了该观念的来源,以及科学家围绕易感条件、易感人群、警告能否削弱影响、虚假观念植入的边界等问题展开的探索,并回顾了现代技术与错误信息交互作用的研究。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第31卷第2期已出版,页码为 i-iv,出版时间为2026年9月。该期内容涵盖法律与犯罪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一项预注册的系统综述与元分析纳入72项随机对照试验(N = 5,677),评估儿童青少年PTSD心理治疗的不良结局。
推荐理由:汇总72项随机对照试验,为儿童青少年PTSD心理治疗的安全性提供了目前较系统的发生率数据。
一项发表于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的研究考察了神经认知与气质特征对儿童青少年自杀意念和行为(STBs)变化的预测作用,并比较了伴有与不伴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青少年。研究基于发展精神病理学框架与自杀风险的社会生态模型,指出ADHD个体的自杀风险更高。原文为预印本状态的在线先发版本,摘要未提供样本量与效应量等具体数据。
推荐理由:研究追踪ADHD与非ADHD青少年的神经认知与气质特征,为识别自杀意念和行为变化的高危个体提供线索。
一项质性研究通过线上半结构化访谈,考察了19名孤独症青少年和青年(平均年龄21.4岁,范围15–25岁)的医疗过渡经历,并比较农村与城市差异。该研究发表于 Autism 第30卷第10期。
一篇系统综述梳理了临床总体印象(CGI)量表在改善孤独症核心困难的社会心理干预中的使用情况。作者指出,随着干预方式增多,评估变化的工具也不断增加,CGI 曾被推荐用于此类评估。综述发表于 Autism 第 30 卷第 10 期,页码 2481-2494。
一项基于84支学生团队(N = 330)的模拟团队培训研究发现,执行者角色取向提升任务知识技能,团队建设者取向提升团队合作技能与知识,而组织者取向则抑制任务知识和技能及团队合作知识。调节性学习行为(规划、评估、调整个人贡献)在部分效应中起中介作用,团队学习有效性还放大了执行者与组织者取向对学习结果的影响。
Carroll 等(2025)在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发表 Delphi 研究,汇集多方参与者意见以达成阅读障碍的共识定义。
音乐家与非音乐家之间的差异常被归因于训练诱导的可塑性与迁移,但既有因素同样能提供合理解释。作者提出应重新定位相关研究:不用于推断训练效应,而是用于约束因果解释、揭示能力的神经认知组织、指导实验研究,并与遗传信息设计相结合。
一项以187对育有幼儿的双职工夫妻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夫妻中日程灵活性更高的一方被认为做出了相对更多的工作调整,而工作角色不可替代性更高的一方调整相对更少。相对工作调整对关系结果的负面影响在女性中普遍强于男性。研究采用二元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考察配偶间日程灵活性和工作角色不可替代性的差异如何预测夫妻内部的相对工作调整。
一项基于Kauffman Firm Survey 608家新创企业、3549个企业-年数据的研究发现,性别多样性正向关联新创企业存活,且这一关系在通用人力资本(GHC)较高时更强,但行业专用人力资本(ISHC)无此调节作用。种族与年龄多样性与存活无直接关联,其作用取决于人力资本:GHC和ISHC较高时为正,较低时为负。
Personnel Psychology 发表“40问”系列文章,以简明的循证回答覆盖团队的定义与使能条件、构成与多样性、认知、冲突、情感、学习、领导与教练、高管团队与董事会、多团队系统,以及混合办公和人工智能(AI)的影响。文章提炼出四条整合主题:团队效能根本上由设计塑造;个体能力须被激活并整合才能产生集体绩效;系统规模扩大时协调挑战发生质变;技术工具放大而非取代核心团队协作机制。
三项互补研究(10天多来源经验取样、回忆实验与情境实验)发现,下班后与伴侣分享负面职场八卦会同时引发情感聚焦反刍与问题解决思考,二者对员工次日面向八卦对象的社会参与和帮助行为产生相反影响。伴侣的重新框架式回应可减弱适应不良后果、增强适应性后果。
一项混合方法研究提出,整合人际吸引与资源互补的“双重组建策略”能通过提升团队双元性轨迹斜率(即团队双元性持续上升),让创业团队获得更高的创业效能。研究包含对36个真实创业团队中53位创业者的访谈,以及对274个参加商业模拟竞赛的创业团队的纵向研究,定性与定量数据均支持该模型。
Personnel Psychology 刊发"40 个问题"系列,围绕人工智能在工业与组织(I/O)心理学、人力资源(HR)和组织行为(OB)研究与实践中的作用,从专业网络中征集问题并整理成主题,涵盖 AI 是什么、其技术组成、AI 用于研究的新兴最佳实践、评审 AI 相关工作的指引,以及在评审中使用 AI。
一项范围综述系统检索后纳入962篇论文,发现青少年心理健康生物数据研究在报告采集方法上严重不足:仅8.6%报告了参与策略,不足半数(45.6%)报告了保留数据,样本量小于99的研究占54.4%,健康机构是最常见招募来源(45%)。作者指出,有限的报告使促进因素是否真正落实难以判断,该领域需要更详细的指南,并据此提出了建议。
一项针对22名9-17岁青少年的随机等待对照组子样本分析发现,在EFT-Y治疗中,半数被试的情绪调节出现至少一次会话内突然获益,33%的被试抑郁症状出现突然获益。无论是否出现突然获益,所有被试治疗后症状均显著改善。该研究首次评估EFT-Y的会话内突然获益,提示快速改善可在单次会话内发生。
针对人工神经网络与生物大脑表征高度对齐被解读为"普遍表征"的观点,作者提出 Umwelt 表征假说,认为这种对齐并非收敛于单一全局最优,而源于系统发展所处生态约束的重叠。综述的实证证据显示,物种、个体与人工神经网络之间的表征差异具有系统性和适应性,难以用普遍性解释。作者据此主张将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比较重新定位为绘制生态约束空间中对齐簇的方法,而非寻找单一最优世界模型。
开放科学中心(COS)举办的"预测可重复性挑战赛"第三轮中,15支团队对46项主张提交了可重复性预测,其中41项已完成重复验证并纳入分析,仅8支团队的模型优于0.25的Brier分数基线,而第二轮全部15支团队均优于该基线。第三轮实际重复率为46%,低于前两轮的52%和55%,校准偏弱可能是表现下滑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