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灵活性与半高利害数学考试中的情绪轨迹:将 ACT 与控制—价值理论相结合
一项针对 694 名芬兰八至九年级学生(48.7% 为女生)的研究发现,数学考试期间学生的快乐与放松持续下降、考后回升,挫败感与无聊感则上升。承诺行动与觉察因子与更高的快乐及挫败感的阶段变化有关,接纳与解离因子与更高的放松及考后更强的情绪反弹有关;心理不灵活性越高,积极情绪越低、消极情绪越高。数学成绩更高者快乐与放松更多、无聊更少,且高心理不灵活性的男生报告了更强的无聊感。
一项针对 694 名芬兰八至九年级学生(48.7% 为女生)的研究发现,数学考试期间学生的快乐与放松持续下降、考后回升,挫败感与无聊感则上升。承诺行动与觉察因子与更高的快乐及挫败感的阶段变化有关,接纳与解离因子与更高的放松及考后更强的情绪反弹有关;心理不灵活性越高,积极情绪越低、消极情绪越高。数学成绩更高者快乐与放松更多、无聊更少,且高心理不灵活性的男生报告了更强的无聊感。
一项系统综述梳理了以孤独症儿童和青少年为参与者的校园参与式研究,聚焦其研究路径、方法与结果。参与式研究被视为理解如何支持孤独症儿童和青少年、并与其共同创建满足其需求的服务或资源的有前景方式。
针对现有认识论干预模型粒度不一、缺乏统一框架的问题,研究者提出一个整合认识论美德、信念与元认知知识及技能的理论模型,用以说明干预如何作用于认识论思维背后的机制。该模型还可扩展至其他思维与适应现代生活的框架,并为通用学习与学科特定学习的未来研究指明方向。
一篇受邀评论文章指出,随机对照试验(RCT)及其元分析作为当前研究金标准,会曲解学习者各自实践自我调节学习(SRL)的方式、混淆 SRL 与结果的关系,无法为个体学习者提供有效的推广依据。作者提出以 N=me 方法作为替代,借助软件采集精细化的追踪数据,记录每位学习者学习时的具体行为及其处理的信息,并说明了该方法的优势与局限。
针对拖延研究长期缺乏整合框架、且很少同时考察不同层面这一问题,研究者提出学业拖延的DELAY3(DEferral dispLAY)框架,整合当前主流自我调节失败取向,并明确区分情境特异性过程、领域特异性个人特征与一般特质三个层面。该框架还纳入情境因素及其对个体行为的潜在调节作用,并描述跨层面的反馈循环与状态层面的调节过程,为未来研究与针对性干预提供指引。
一项针对205名5–6岁儿童的两组实验发现,触屏手势与词义是否一致会影响幼儿学词效果。实验1中,拖动(一致)和点击(不一致)两种手势条件下的词汇再认成绩均优于仅观看条件;实验2的2×2设计显示,拖动配连续动词、点击配离散动词时再认表现优于手势与动词类型不匹配时。研究提示手势与目标词语义结构对齐,可能是触屏词汇学习活动设计的边界条件。
一项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二次分析纳入73名心理学学生,比较其自我评估与独立评分者及督导的评估。学生仅在治疗联盟上高估自己,在共情上则低估自己;整体自我评估与外部评分均无显著准确性。结论认为受训早期学生的自我评估可能缺乏准确性,系统性偏差仍需进一步研究。
一项针对中国五地68所学校12,699名青少年的四波纵向研究显示,在个体内水平上,主观学业压力显著负向预测其后的学业信心和学业内在动机,而学业信心与内在动机仅在T3到T4阶段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学业压力。客观学业压力与学业信念的双向关联相对不稳定,且主观学业压力与学业信念的关联强于客观学业压力。
一项三波纵向研究对311名中国高中生(55.6%男性,平均年龄16.21岁)进行网络分析,发现学业压力与心理韧性资源之间存在持续负向关联,症状反刍的强度中心性最高。网络结构整体不变,但T1到T2连接性增强;交叉滞后面板网络显示反刍各维度是连接学业压力与心理韧性的关键桥节点。
学校文化多样性氛围的“大五”框架被提出,用于刻画学校如何应对族群、种族与文化多样性。该框架梳理了各维度与面向,并给出未来研究议程。文章发表于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关注儿童青少年在学校这一关键发展情境中的多样性体验。
两项随机对照研究(N=100、N=96)发现,可自主调节播放速度的大学生观看视频讲座时的心智游移率显著低于固定速度组,但两组学习表现相当。在自主调节组中,有意心智游移负向预测学习表现,而工作记忆、情境兴趣、先前知识和动机均无此预测作用;对照组的学习表现则由工作记忆和动机预测。
一项范围综述纳入48项研究,梳理了学校教职工继发性创伤应激(STS)的风险与韧性因素。认知与情绪资源(如元认知)及创伤知情组织氛围中的领导支持是主要韧性因素,而学生创伤暴露、个人创伤史和特定职业人口学特征则持续增加STS风险。ProQOL量表和STSS是最常用的评估工具,STS既是个人问题也是组织问题。
一项针对42名数学教师与743名小学生的研究显示,教师"高能动性、低共情性"的行为与师生二元互动中更高的数学焦虑相关,低共情性仅与女生的数学焦虑显著相关。教师行为经数学自我概念和学生感知的教师期望与数学焦虑存在间接关联:能动性路径在男女生中均出现,共情性路径仅见于女生。
一项研究让76名参与者(平均年龄21.02岁,72.3%为女性)阅读叙事文和说明文,并在关键词与全文两个水平提取眼动特征,用支持向量机递归特征消除构建阅读理解预测模型。叙事阅读呈现“双阶段平衡模式”,说明文阅读呈现“晚期补偿模式”,且关键词水平的预测效果优于全文水平。
一项发表于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的研究探讨了当代中国父母持有的情绪社会化目标(ESGs),即父母对子女情绪发展的期望与愿景,以及不同 ESGs 与父母教养行为及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聚焦父母如何在自我取向与他人取向之间取得平衡,并分析这种平衡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一项针对54名语文教师及其1517名1至5年级学生的研究发现,教师自评的阅读教学能力与学生一年内的阅读进步有关,而教师对读写困难的知识与学生阅读技能无显著关联。该研究采用多层模型,控制了其他教师变量及学生年龄、性别和先前阅读水平,学生阅读技能在学年中期和末期各测评一次。
一项发表于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的研究探讨了高等教育机构(HEIs)中文化智力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并考察员工建言、工作投入与创新氛围在其中的作用。研究聚焦于文化多样性环境下的高校员工,相关变量间的作用机制尚待进一步明确。
支架式教学与差异化教学(DI)虽都提供依情境调整的支持,但理论侧重不同,前者源于建构主义与维果茨基学习理论,后者强调依据学生差异调整教学。文章梳理了两者的学习理论基础与关键异同,并展示如何在小学科学课中于特定环节将二者交织使用。作者认为,两种方法协同运用比单独使用更能促进知识建构、推动学生最近发展区(ZPD)的发展。
一项横断面研究以美国西部一所四年制公立大学随机招募的356名第一代大学生为被试,检验感知社会支持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及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结构方程模型与偏差校正自助法显示,生命意义感部分中介了感知社会支持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间接效应β = 0.28,95% CI [0.22, 0.37])。
一项随机分组研究将36个班级、577名8至12岁学生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发现接受结构化技术支持合作学习干预的学生在合作行为上的改善大于对照组。干预通过数字平台把积极互赖、个体责任、社交技能训练和小组反思融入日常课堂,合作行为用改编自Marble Pull游戏的行为任务实时测量。作者指出,结果支持合作可以通过有意的结构化教学来培养,同时强调实施保真度与教师支持的重要性。
瑞士17所学校44个班级的685名八年级学生被随机分配到三种幸福感策略组或安慰剂对照组,接受为期10周的干预。结果显示,学生幸福感随时间显著下降,且不受分组影响;基线同学关系和内在动机较强的学生在积极幸福感维度上得分更高。研究者认为,个体资源对幸福感的作用强于具体干预条件,干预或需针对性地强化这些资源。
一项针对394名本科生(平均年龄21.26岁,SD = 4.34)的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法(ESM)考察课外学习情境中动机与情境投入的关系。动机影响不同学习活动中的情绪与认知投入:自我效能感与享受、希望的正相关在协作活动中减弱,其对抗焦虑的保护作用在测评中降低;高自我效能感与建构性和应用导向活动中更多使用深度学习策略有关。积极情绪促进深度策略使用,后者反过来增强积极情绪并减少消极情绪,形成互惠关系。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5)两期全国代表性数据、8212名有效被试的纵向有调节中介分析发现,同伴偏差行为会随时间推移负向影响青少年学业表现,该关系由青少年自身的偏差行为中介。教育期望能缓冲同伴偏差行为对自身偏差行为的影响,从而削弱整体中介效应,但无法缓冲自身偏差行为对学业表现的负面影响。
一项实验情境研究以 N = 794 名 7–10 年级学生(M age = 14.10,SD = 1.33,53.27% 为女生)为被试,考察典型校园情境能否引发嫉妒及关系亲密度对嫉妒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同学条件相比,朋友条件下的恶意嫉妒更低、应得感更高,应得感在关系亲密度与嫉妒之间起中介作用。
一项重复验证研究以115名大学生为被试,让其解答6道结构不良的统计题,考察自我解释质量是否中介样例效应。结果显示,该中介作用受先验知识与工作记忆容量调节,能力较低者间接效应更强;流体智力未起调节作用,转换能力则被确认为样例效应的调节变量,能力较低者从支架中获益更多。
两项实验分别以183名和169名小学四年级学生为被试,比较自我解释与教学解释对音乐知识学习的影响。结果发现,学习低元素交互性的音程知识时自我解释组表现最佳,而学习高元素交互性的和弦知识时教学解释组优于自我解释组。
一项研究通过操纵点阵的形式信息,为视觉形式知觉假说提供了直接证据。研究招募884名被试,分6岁以下和6岁以上两组,采用4项计算机化测试测量非符号数量、视觉形式知觉和算术能力。结果显示,控制总周长条件下的点比较任务最难,得分从4.1–5.7降至2.0,且该条件与视觉形式知觉和算术表现的关联最弱,表明数量感本质上是一种视觉形式知觉。
一项针对99名职前小学教师的混合方法随机对照试验发现,积极心理学干预使实验组(n=51)的数学相关羞耻感较对照组(n=48)显著下降,效应量中等(Cohen's d = .54),自我效能感或社会整合未起调节作用。质性分析显示,羞耻感的变化与愉悦情绪体验、社会关系及数学学习者自我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
字母—声音的系统对应关系教学(自然拼读)是儿童在拼音文字系统中学习阅读的基础。阅读科学已揭示影响自然拼读教学有效性的若干因素,相关研究发表于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第21卷第5期。
一项等待名单对照试验评估了基于刻意练习的"促进性人际与关系技能训练"对经验丰富治疗师FIS的改善效果,68名治疗师分两组先后接受两天工作坊及两个月内两次强化课程。
一项对德国 33 所公立学校 60 个班级、883 名五年级学生(平均年龄 10.68 岁,44.6% 为女生)历时一学年的三时点纵向研究显示,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成长型思维与感知到的情感支持强烈相关,而教师自我报告的思维模式与情感支持及学生结果均无关联。学生自身的成长型思维与更低的数学焦虑和更高的数学成绩相关。研究未发现班级层面效应或间接路径,提示成长导向信号主要在个体师生关系中起作用。
新加坡一所大学 409 名使用生成式 AI 完成学业任务的本科生中,披露意愿主要由关系与社会变量预测,感知到的同伴披露和与教师的相处舒适度是最强预测因子,道德推脱作用较弱。质性分析显示,不披露是对同伴规范和低教师解释信任的策略性适应,而非道德疏忽。研究基于 Bandura 社会认知理论,采用混合方法设计。
一项针对智利5–12年级1031名学生的四波纵向研究发现,学业脱离与师生关系在学年内总体稳定,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显示所有交叉滞后效应均不显著(β = −.13 至 .06)。
儿童对位值概念的理解是掌握符号数字系统的基础,位值决定数字中每一位的数值取决于其所在位置。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刊发的这篇综述梳理了儿童如何逐步发展出对位值的理解。
一项纵向研究对28对督导组合的1709次周督导会谈及261名社区来访者进行分析,发现督导双方工作联盟呈反相响应时,来访者OQ改善更大;督导工作联盟变异性越大,会谈评价越高、OQ改善也越大。
一项随机课堂准实验让1479名美国两所大学入门课程的学生在学期初末完成开放心态测量,其中636名学生在干预条件下完成三次建模争议议题对立观点的作业。结果显示,对照组在观点采择、开放认知和智识谦逊上出现下降,干预组没有下降,且更倾向于认为态度不同的人是理性的。作者认为学生一学期内开放心态可能下滑,而建模不同观点或有助于防止这种下滑,对减少极化具有意义。
推荐理由:一学期内学生的开放心态可能下滑,而建模对立观点的课堂作业或能减缓这一趋势。
一项随机课堂准实验发现,建模对立观点的练习可能避免学生一学期内开放心态的下降。研究纳入两所美国大学入门课程的1479名学生,在学期初末测量开放心态,其中636名学生在干预条件下完成三次为争议议题建模对立观点的作业。结果显示,对照组在观点采择、开放认知和智识谦逊上出现下降,干预组没有;干预组更倾向于认为态度不同的人是理性的。作者指出,这些发现对减少极化有启示。
推荐理由:一学期内学生的开放心态可能下滑,而建模对立观点的课堂练习与这种下滑的避免有关。
三项研究显示,智力谦逊(IH)能正向预测个体对负面反馈的接受度。研究1发现高IH被试在控制社会赞许性、表现动机和测验成绩后,对(虚假的)负面表现反馈更易接受;研究2表明这种关系依赖情境,仅当反馈提供可操作的改进机会时高IH者才更接受负面反馈;研究3的概念重复验证显示,高IH被试更偏好有助于改进的反馈,而非便利但无信息量的反馈。
三项研究显示,智力谦逊(IH)能正向预测个体对负面反馈的接受度。研究1发现高IH被试在控制社会赞许性、表现动机和测验成绩后,对(虚假的)负面表现反馈更易接受;研究2表明这种关系依赖情境,仅当反馈提供可操作的改进机会时高IH者才更接受负面反馈;研究3的概念重复验证显示,高IH被试更偏好有助于改进的反馈,而非便利但无信息量的反馈。
一项发表于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的研究考察了君子人格与道家文化价值观对高中生学校适应的影响,并检验文化自信的双重角色及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研究以高中生为对象,探讨上述传统价值观通过社会心理机制影响学校适应的路径。